夕阳唱晚

夕阳唱晚——贺巴金九九重阳 从维熙

按着虚岁计算,1904年到2003年,巴金老人可以算是百岁老人了。那么今年的11月25日巴金的生日,可谓巴老从九九重阳向百岁界河的跨越。历经多年的病床煎熬,巴老都安然地闯过来了,在文学界这是一个从没有过的奇迹。生命对于任何人都只有一次,唯其只有一次,人间芸芸众生多以追求长寿为最终心愿;但面对真实人生的巴金,从1999年他重新住进华东医院后,已然多次表达愿意安乐死亡、早进天国去会见萧珊的心愿,只是上苍偏不让善良而执著的老人,在百岁之前走完他的人生长途;因而老人在弥留期间的境界,无异于生死界上的一面明镜,这是只有对死亡无畏的人,才有博大而坦然的胸襟。因而笔者的诚挚敬意与对老人步入百岁的祝福,同时升腾于心怀之谷!
以真话为标尺
巴老远在上海,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接触。还是在中国历史新时期的开端,与巴老有过几次心灵交融,虽然那都是偶然的瞬间,但给我留下深邃而难忘的记忆,并没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忘,时至今日仍然鲜活如初。1983年初,巴老让我的儿子从众从上海给我带来了他的赠书《真话集》。当时,巴老因摔断腿骨,在华东医院卧床,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从众,去上海为老人完成了面部肖像的雕塑,因而有缘在华东医院与半坐半卧于病榻上的巴老,相处了几天的宝贵时光。头部雕像完成得十分顺利,上海油雕院的同行,将其泥模翻制成了铜雕(即今天现代文学馆、巴老展厅内那尊黑色的头像铜雕);巴老出于对隔代人的关爱,在我儿子告别上海前,特意把他刚刚出版的一至四卷《随想录》题赠给了从众———老人叮咛他,其中第三卷是题赠送给我的———那就是我一直置于案头并熟读过了的《真话集》。其用意我全然明白:让我在作品和人文行为中,都要以说真话为标尺。
其实,早在1982年的秋天,我已然聆听过巴老讲真话的教诲了。当时,他参加完在法国举行的国际笔会归来,在停留于北京的短暂时间内,我去了他和女儿小林下榻的燕京饭店,去看望巴金老人。记得,巴老因长途飞行,那天的精神显得十分疲惫,但他还是靠在沙发上对我表达了如下的心语:“我们这一代人都老了,读过你们这一代倾吐真情的文字,我常常为之感慨。你平反回来以后迈出的步子不错,一定要坚持下去。”我说了些什么,因年代久远已然无从记忆,但巴老这几句十分平凡而又非常深邃的话,我是时刻反复咀嚼其意的,因而直到今天,那平缓而又安详的音容,仍鲜亮地活在我的心扉之中。说起来也是一个机缘,当时正值我描写劳改生活的悲情中篇小说《远去的白帆》,遭受到封杀的时候。当时一家大型期刊向我约稿,将我的小说《远去的白帆》拿走之后,久久不见回音;待我询问该刊原因时,主编以“细节过于严酷,吃不准上边精神”为由,让我删除小说中一些所谓“敏感”的情节。我当即拒绝了,因为那是我劳改生活的真实,那是我囹圄其中多年的灵肉感应,要抽掉这些东西,就等于断其小说的筋骨,让它成了一具无灵魂的行尸走肉,彻底背离了文学反映社会真实这一文学的根本理念。那天,我将这部中篇小说的遭遇,讲给巴老和小林听了,并将其文稿交给了巴金和小林。据小林事后告诉我,巴老不顾长途飞行的疲劳,连夜审读了我的小说,并对小林说下如是的话:“小说展示了历史的严酷,在严酷的主题中,展示了生活最底层的人性之美,不管别的刊物什么态度,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,回去我们发表它。”因而,这部遭到封杀的中篇小说,不久就在《收获》上披露了———事实证明了巴老预言的准确,在1984年全国第二届小说评奖中,一度成为死胎的《远去的白帆》,以接近全票的票数,获得了该届优秀中篇小说文学奖。
文学界的旗帜
过去,我一直认为巴老年事已高,自己又埋头于创作,未必亲自过目《收获》的作品,事实证明我的认知错了,小林在电话中告诉我,许多重头作品,都是交巴老亲自过目后拍板发表问世的。当时巴老已年近八旬,不知疲惫地读上几万字的长卷,并不顾可能惹来的麻烦,将描写知识分子沉沦于苦难生活的作品披露于世,这本身就是对文学表现生活真实的张扬。其实,巴老从1978年写《真话集》开始,不仅写下讲真话的承诺,并以身力行为写真实的作品鸣锣开道。记得,1979年夏天我应上影之邀,在上海改编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电影剧本的时候,《收获》的一位编辑,去上影招待所与我说起《收获》发表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的情况时,就提到巴老对此“大墙文学”开山之作的态度:当时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,“两个凡是”正在与“实事求是”作殊死一搏的日子,面对我寄来的这部描写监狱生活的小说,如果没有巴老坚决的支持,在那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下,怕是难以问世的———正是巴老义无反顾,编辑部才把它以最快的速度和头条的位置发表出来。当时,我就曾设想,如果我的这部中篇小说,不是投胎于巴老主持的《收获》,而是寄给了别家刊物,这篇大墙文学的命运,能不能问世、我能不能复出于新时期的中国文坛,真是一个数学中的未知数X!小说发表后,麻烦曾接踵而来,有的匿名信指责《收获》为“解冻文学”开冻,有的则以赤裸裸的“两个凡是”,质疑编辑部的政治走向———就连我为囚时驻足过的劳改农场,也写来批判信函,说小说攻击了“无产阶级专政”云云。一时之间,风声鹤唳,大有翻水覆舟之势!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,巴老不仅与《收获》编辑部同仁一起经受了黎明的五更之寒,巴老还要求刊物“百无禁忌更进一步”,因而使当年的《收获》,成了历史新时期解放思想的一面文学旗帜。如果说《远去的白帆》死而后生的一例,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,与《帆》共同遭遇的另一作品———曾被一家刊物判了死刑的、后来获得全国中篇小说奖张一弓的《犯人李铜钟的故事》,也是在《收获》死而后生的。这又是巴老在文学新时期勇往直前、义无反顾的一个佐证。
伟岸的梧桐
1984年底,中国第四届作家代表大会闭幕之后,新一届作协领导班子与文坛元老在新侨饭店欢聚。在这次聚会中的间隙,我向巴金表示了一个后来人的诚挚敬意。巴老坦诚地对我说:“这要感谢文革,如果没有文革的十年浩劫,我也许不会急于动手写《真话集》;对待文稿,怕也难于走出过去的思维定式。”记得,巴老在讲述他的心声时,吴强同志还在旁边插了话,他说:“噩梦过去是早晨,现在不仅巴老醒过来了,有良知的作家都喜逢一个历史新时期的早晨。”当时,会场上的人虽然很多,但是巴老没有忘记为他雕塑头像的从众,老人关切地询问起从众的情况,并告诉我他个人十分喜欢从众的那件雕塑作品,让我代他向从众问好。之后,巴老飞回了上海,可能是巴老朴素无华气质,对我影响太深刻之故,在那年冬天,我借上海新民晚报一角,写了《思念梧桐》一文,文中对轻飘追风的杨柳与庄重安然的梧桐,作了哲理性的文字表达。文中写到了身在北国的我,夜梦巴金在冰雪中巍然前行。这既是我对巴老的感情倾诉,又是我对巴老理性的人文定位。文坛像个林木家族,什么树种都有,那安静而伟岸的梧桐,就是巴金。
在我的认知里,文坛星空虽然闪烁着满天星斗,中国作家中能有巴金那样散淡情怀的人,却寥寥可数。在我的认知里,南方的巴金与北方的孙犁,是文学星空中两颗不染灰尘的文曲星座。孙犁近在咫尺,思念之情好了却,去天津一趟也就行了;但巴老远在上海,近年又常住医院病榻之上,只能偶尔打电话托小林转述对老人的问候。好在我儿子将一尊巴金的半身的大理石雕,置于我的书房案头,有时还能有个精神上的交融。说实在话,当我与巴老心灵对话时,心中常常不是喜悦的述说,而是难以言喻的感伤,之所以产生如此的心绪,是巴金一生的创作年表启迪我的。这位穿越了现、当代历史经纬的文学泰斗,解放前他年轻时写出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、《灭亡》、《寒夜》等长卷的大作家,曾以他那支多情的笔,影响了当时的许多青年人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巴老以他的锐利笔锋,挑开了旧中国的封建家族的大幕,呼唤着新时代的一轮骄阳。可是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文革结束,在这长达二十多年的光景中,除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,巴老随军入朝后留下了小说《团圆》外(后被改成电影《英雄儿女》),一直到“文革”结束的1976年,老人留下了漫长时间内的文学空白。这种文学上的空白,里边藏满了难以言喻的人文沧桑,如果以巴老年轻时的文学成果,来对比巴老的后二十年,让人产生田园荒芜的感慨———这不是巴老个人的悲哀,这种空白几乎覆盖了中国文坛的一代元老(包括郭沫若、茅盾、老舍等),一生安然自处与世无争的巴金,也不能逃脱时代文殇赐予他的文学伤痛。
醒世箴言
我想,如果没有那些年头的极端政治,使文学陷入传声和图解地位的话,巴老的作品一定会比现在要丰腴得多。因为那年代的时间总和,约占巴老生命年轮的四分之一,加起来有几千个日日夜夜之多。因而,当老人到了生命晚年,面对夕阳静思其苦乐人生时,老人情不自禁地呼吁文人的真话,而不是违背心意的连篇假话。我在巴老赠我的《真话集》的后记中,听到了老人晚年的心语,他引证了人人皆知、但未必人人都能理解了的安徒生《皇帝的新装》的典故,回眸流逝过去的年代。他的文章中是这么写的:“在群臣皆说‘皇帝新衣真好看’的时候,只有一个小孩子,高声喊出真理:‘他什么衣服也没穿!’”这是巴老晚年借安徒生的那则童话,留给人世的一部醒世箴言。尽管进入老年后的巴金,写字的手开始颤抖,但是巴金老而弥坚的心田,却比任何时期都要挺拔而深邃———老人一部接一部《随想录》的出版面世,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其中,最令人振聋发聩的声音,就是关于建立“文革博物馆”的建议,巴老在其文章中写道:“用具体的、实在的东西,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,说明我们20年前的中国这块土地上,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?!”以使“子子孙孙、世世代代牢记10年的惨痛教训”“制止‘文革’历史的重演。”(引自巴金的《随想录》)这些文字可谓字字沉甸如金,是爱我们民族爱到心痛地步的人,才会倾吐出来的声音。记得,我初读此文时,感情几乎沸腾到不能自制的地步,因为当时巴老已病卧在床,此时此刻他还用他那只颤抖的手,写出如此凝重的忧国忧民之言,在当代文学浩瀚星河中,可算是独此一家了。其实巴老的目的,并不在于揭自家之丑(当然自揭家丑也是一种可敬的境界),而是出于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,不再重复这样的历史悲剧!其心其志其情其意,可谓远虑千年万代!
非常凑巧,写此祝贺巴老百岁生日文章之际,小林打来电话,说中央电视台也为这一主题奔忙。我询问巴老的身体状况,她说老人有时还能用目光和表情说话,但在更多数时间内,处于一种安然状态。我请小林转致对巴老的祝福。一个人活在人世间,心灵最大的承载就是情义二字,在历史新时期之初,巴老从道义上为写真实的作品鸣锣开道,力挽狂澜于既倒,已然抒写出历史新时期的人文华章;到了黄昏夕阳的年纪,这位体态瘦骨嶙峋、走过一个完整世纪的文学大师,又以铁肩担道义的无畏精神,居安思危地写出一篇篇醒世箴言,其心何其美哉!其志又何其壮哉!其文学箴言蕴藏于他的长卷之中,是含蓄而厚重的:其历史箴言,则倾吐于黄昏夕阳年纪,文字的经纬之中,蕴藏着的是一颗民族的忠魂。因而,这位穿越了20世纪风云历史伟大作家的人文精神,将与人类的文化并存,像宇宙的星月一样,永远闪烁着圣洁而明亮的光辉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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